刘林智
［摘要］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地区性大国，其追求民族解放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52年7月革命胜利后，纳赛尔逐渐形成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并将之付诸改造埃及社会的全方位实践。这种实践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提升了埃及的国家地位，也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萨达特对纳赛尔路线进行了全面调整和改革，埃及国家发展政策中的社会主义色彩逐渐减弱。穆巴拉克基本继承了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也延续了纳赛尔、萨达特时期的威权统治模式，其执政后期埃及官方正式放弃阿拉伯社会主义路线，左翼政党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主要践行者。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政党活动趋于活跃，左翼政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虽然埃及左翼政党努力拓展政治影响力，但在政治伊斯兰和执政党的双重压力下生存仍较困难。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如何实现左派力量的生存、发展和整合成为当代埃及左翼政党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埃及 纳赛尔 阿拉伯社会主义 穆巴拉克 左翼政党埃及是非洲重要的区域性大国，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过程和对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代以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埃及民众和进步人士持续进行艰苦斗争，不断探寻拯救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道路。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冲击下，植根于埃及传统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想却呈现陈旧、保守的面貌，难以为埃及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斗争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埃及民族解放运动亟须新鲜的思想血液。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开始被一部分埃及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所了解和接受，从而也为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洲传统殖民帝国的衰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迎来高潮，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受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普遍青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埃及共和国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埃及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较快发展，进而催生出新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壮大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一批布尔什维克党人流亡埃及，他们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小组”，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穆罕默德·法里德（Muhammad Farid）等进步埃及知识分子受其影响，开始了解和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1907年，祖国党（Al.Watan）在亚历山大成立，该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卡米尔（Mustafa Kamil）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并与一些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保持联系。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和影响下，埃及工人运动快速发展，产业工人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给英国殖民当局带来巨大震动。[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埃及的无产阶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1918年，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主要城市建立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2] 1919年，以柴鲁尔（Saad Zaghlul）为代表的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被捕，引发埃及人民强烈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华夫脱”（Al.Wafd）运动[3]，埃及电车、铁路、电力、印刷、商业等各行业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为英国当局制造了巨大压力。1919年大罢工虽然最终遭到镇压，但仍迫使英国于1922年宣布放弃对埃及的“保护”，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同时，由于罢工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埃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增强，知识分子也更加重视工人群体在埃及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4]1921年8月29日，胡斯尼·尤拉比（Hosni ai.Arabi）、阿里·阿纳尼（Ali al.Anani）、哈桑·穆海桑（Hassn Muheissan）等社会主义者共同起草《埃及社会党党章》，并在《金字塔报》上公开发表，这标志着埃及社会党正式成立。埃及社会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工人运动，在1921年至1922年间连续组织多次大规模罢工。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埃及社会党领导人胡斯尼·尤拉比作为埃及代表与会，尤拉比提出了参加共产国际的请求。1923年1月6～7日，埃及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埃及社会党”更名。同年1月25日，埃及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亚历山大召开，大会正式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决定将“埃及社会党”正式更名为“埃及共产党”。大会还一致通过了埃及共产党的《纲领》，包括提高工资、自由结社、英军撤出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内容。1924年，虽然埃及共产党遭到取缔，但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未因之消沉，大量共产主义组织在20世纪中期涌现，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工人和学生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热情也不断高涨。20世纪50年代，埃及共产主义者意识到，必须联合主要反对派组织才能实现革命目标，因而采取了广泛联合民族党、华夫脱党等力量的新策略，这一策略对整合埃及民族解放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1951年年底，埃及再次掀起反英斗争高潮，进步学生和工人在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给英国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一些共产主义者也与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为其进行宣传和传递情报。其后，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7·23革命”中，埃及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密切配合工作。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埃及15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走向终结。1953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正式成立。埃及共和国的建立虽然标志着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埃及国家发展落后、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尖锐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变，纳赛尔深刻感到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逐渐形成了其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整体理论和实践思路。纳赛尔并非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首先提出者。早在1944年，叙利亚人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和萨拉赫丁·比塔尔（Salahal.Din al.Bitar）即在著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中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概念。阿弗拉克指出：阿拉伯民族争取统一的斗争就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实现自由的斗争就是阿拉伯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实现自由支配自身命运和财富的斗争，社会主义是实现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手段和最终目标，伊斯兰教要为实现社会主义服务。[5] “自由、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成为阿拉伯民族革命“三位一体”的政治哲学。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吸收和学习了阿弗拉克思想的诸多主要内容，但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纳赛尔也吸收借鉴了铁托、尼赫鲁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使其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比阿弗拉克的理论更加具体、丰富和更具操作性，相对也更加偏向世俗主义。[6] 1955年3月，纳赛尔首次提出在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1957年，埃及执政党“民族联盟”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蓝图，该纲领指出：“民族联盟”的目的是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公正与合作的社会，消灭包括封建制度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1962年5月，埃及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通过《全国行动宪章》，将阿拉伯社会主义定为埃及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指导思想，这标志着埃及正式走上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埃及、叙利亚合并失败后，埃及于1964年制定本国宪法，该宪法内容具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明确指出埃及是“一个建立在劳动人民力量联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7] 凭借崇高的个人威望和高度集中的权力，纳赛尔得以用强力手段将其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上，纳赛尔坚定推行实质上的一党政治，形成针对其他政治力量的绝对优势。纳赛尔认为，埃及宪政时代的乱象与政党政治特别是多党制有密切联系。他指出：“一党制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意味着政治垄断；多党制也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是当今外国势力渗入我国的一种手段，借以破坏我们奠定的用来动员人民的基础。”[8] 因此，在七月革命胜利不久，纳赛尔即取缔了多党制，所有政党都被解散并被没收财产，由人民解放大会取而代之。1956年，人民解放大会被民族联盟取代，民族联盟又于1962年被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取代。纳赛尔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定位为军人、农民和工人的联合体，公民可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任何团体成员的形式加入这个联合体[9]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成为埃及实际上的唯一合法政党。[10] 尽管纳赛尔一再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党制度，但人民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都有着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和完整的结构，充分具备政党的基本要素，其实质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点的现代政党。[11] 从根本上说，不管采用何种名称和组织形式，纳赛尔建立和巩固的都是垄断所有合法政治活动的大众组织[12] ，在这种模式下的任何政治层面的反对派力量都缺少发展空间，埃及民众的政治生活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土地政策上，纳赛尔着力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动土地改革。从殖民时代开始，埃及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一直非常严重，成为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纳赛尔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对埃及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将土地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第一步。[13] 纳赛尔的基本思路是在保留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向占农村人口绝对多数的雇农重新分配土地。通过自1952年以来的三次土地改革，埃及共征收了1037089费丹土地，分给农民的土地为82.2万费丹，尽管约34.4万户分到了土地，但仍只占400万户有权分得土地农户的8.5%。[14] 同时，农业合作社也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合作社的职能十分广泛，包括向农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农业贷款，提供种子、化肥、家畜等生产资料，修建灌溉和排水渠道，代替农民销售农产品，以及提供其他各类农业服务和社会服务。[15] 至1970年，埃及各类合作社达5000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共计310万户。[16] 纳赛尔时期的合作社具有强制色彩，得益于土地改革的农户必须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处于政府监督之下，从而成为国家加强对农村和农业控制的有力工具。尽管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大土地占有者，促进了埃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使广大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中小地主和富农仍占据着埃及大部分优质土地，沉重的地租剥削依然存在，其土地改革工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埃及农村土地占有制度，也没有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经济领域，纳赛尔积极推动国有化运动，并对大资产阶级进行限制打击。1961年，纳赛尔下令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由政府推动的国有化运动首先将全国私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全部国有化，其后埃及的主要工业、贸易、公用事业企业也皆被收归国有。至1961年年底，金融、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部门已全部实现国有化，工业和进口贸易国有化的程度也达到90%，国内贸易达到40%。1963～1964年，埃及政府继续深化国有化运动，将经营棉花和轧花业、面粉和碾米等加工业的大部分企业国有化。至此，被埃及政府完全国有化的企业约有1700多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也有1700多家，政府实际上已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17] 同时，埃及国内反对社会主义政策的大资本家也受到严格监管，被监管者的一切资产都被冻结，不得出售和转让，其公民权利也被剥夺，不得担任任何公职。纳赛尔国有化运动的成效是显著的，埃及国内除了小型工业、手工业、零售商以及小部分私人经营的中型企业，国家资本已经掌握了全国经济命脉。在对外关系上，纳赛尔将埃及的外交政策定位为积极的中立政策，即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在确保埃及独立自主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正义和进步发挥作用。纳赛尔认为，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是阿拉伯民族获得解放、发展的根本出路，阿拉伯革命力量应当成为阿拉伯联合的领导者。[18]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大国，有义务推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应当帮助这些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埃及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斗争皆出力甚多，广大阿拉伯国家人民也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为旗帜，使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崇高威望。但与此同时，纳赛尔过度强调阿拉伯统一的意义，忽视各国存在的巨大差异和自身利益诉求，将支援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解放事业逐渐蜕变为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为，导致埃及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甚至破裂，最为典型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此外，由于纳赛尔视中东为埃及施加影响力的“后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中东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都被视为对阿拉伯事务的干涉，如1959年纳赛尔即因中国支持伊拉克新政府而严厉指责中国，导致中埃矛盾公开化[19] ，这些行为对第三世界的团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更令人遗憾的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战败后，遭受惨重损失的埃及对苏联的依赖日益加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主权以换取苏联的支持，从而明显偏离了纳赛尔最初确立的不结盟原则。可以说，理想主义成了纳赛尔外交思想的双刃剑，其既指引埃及为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导致埃及的外交目标严重超出了国家实力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对埃及的国家发展道路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纳赛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和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终结了埃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并驱逐了外国殖民势力，实现了埃及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埃及尖锐的阶级矛盾，埃及农业耕地面积和农民收入都有所增加，工业化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获得空前提升，其成绩无疑是巨大和不可抹杀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纳赛尔路线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与失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导致人民缺失必要的自主地位，社会氛围缺乏活力；过度国有化和对私营经济的打击，造成了埃及经济体制僵化，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人民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伤害，成为经济恶化的重要原因；其积极支持阿拉伯世界解放和统一事业的外交政策，虽为埃及在整个第三世界赢得了广泛声誉，但也使国力渐趋不堪重负，导致国家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从理论层面看，同其他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一样，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变异版本”。纳赛尔虽然自年轻时就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身边也不乏持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友，但他并不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对共产主义还采取了明确反对的态度。[20] 正如纳赛尔本人所强调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信仰宗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宗教；马克思主义否定私有制，阿拉伯社会主义将所有制分成剥削的所有制和非剥削的所有制，其认可私有制，但不相信剥削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暴力粉碎资产阶级统治，阿拉伯社会主义则主张在不使用暴力消灭统治阶级的情况下，用和平方式解决阶级矛盾。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成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阶级调和主义的混合物，特别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逐渐成为纳赛尔思想的主轴，政治层面的威权主义统治和生产领域的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计划经济模式化成了埃及增强国力、进而推动阿拉伯世界解放和统一的实现手段。可以说，社会主义虽然是纳赛尔一直追求的目标，但阿拉伯民族主义才是其思想的底色，当这两种思想相结合时，社会主义实际上已让位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工具化”是纳赛尔阿拉伯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点。
二、萨达特至穆巴拉克时期：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走向低潮
纳赛尔去世后，埃及经历了萨达特、穆巴拉克两位总统的长期领导。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执政理念、施政风格和处事风格虽多有差异，但在推动开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西方改善关系上有着共同目标。与之相应，在两位总统任内，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逐渐退潮，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未消亡，左翼政党和民众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力量，其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继任总统。萨达特认为，纳赛尔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功绩，但其推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策存在诸多问题，不仅阻碍了埃及的经济发展，也限制了人民的民主生活，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纠正。1971年9月，埃及颁布新宪法，这部宪法既有对纳赛尔方针政策的继承，也对一些方针政策进行了初步调整，如在经济领域，明确实行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三种所有制，禁止对私人财产没收和国有化，经济发展计划必须保证提高国民收入和公平分配。[21] 总体而言，萨达特并不认同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他甚至称：“60年代，我们进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百分之百的失败。”[22] 但鉴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崇高威望，在其执政初期并未公开大幅修改纳赛尔的路线方针。1973年十月战争后，埃及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萨达特的个人威望也获得了大幅提高，从而为其调整纳赛尔社会主义路线创造了条件。1974年4月，萨达特颁布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即《十月工作文件》，正式宣布其新政策。虽然萨达特宣称仍忠于纳赛尔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新政的实施实际上代表着对纳赛尔路线的全面修正。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萨达特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相对于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借助于传统的共同体形式和伊斯兰教信仰实现不同阶级间的和谐共存，主张通过发展私人经济和吸引外资实现富裕，税收制度可以取代国有化成为调节财产占有状况的有效手段。同时，萨达特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淡化了泛阿拉伯和反殖反帝色彩，为埃及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23] 在政治上，萨达特开始尝试建立多党制政体。萨达特在《十月文件》中表示，他既不赞成多党制，也拒绝接受一党制，这一表述与纳赛尔颇为相似，但萨达特主张在保留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基础上，将联盟打造为多种政治倾向进行对话的平台。[24] 1976年，萨达特决定进行多党制实践，他首先设立了三大政治论坛，即以自由党为代表的右派，以民族进步统一党为代表的左派和以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论坛为代表的中间派（由萨达特控制），三大论坛参加了1976年的选举。1977年，萨达特授予三大论坛政治合法地位，论坛在事实上成为政党。[25] 同年，萨达特批准新华夫脱党成立，新华夫脱党主张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其后新华夫脱党等政党对政府压力增大，萨达特在1978年又迫使新华夫脱党中止活动。为了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萨达特在1978年7月宣布终止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并成立以他为主席的“民族民主党”（NDP）。[26] 1980年5月，埃及颁布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埃及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正式确立多党制。但在短短一年后，萨达特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反对党的领导人，刚得到确立的多党制名存实亡。在经济上，萨达特支持私营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政策。1974年1月，埃及开始进行非国有化运动，政府取消监管，将一些纳赛尔时代国有化的公司归还原主，提高私营企业向政府承包项目的最高限额，并增加银行向私营企业发放的贷款额度。与此同时，埃及的经济开放政策也迅速得到落实，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在1974年6月颁布，主要内容包括成立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管理局，在塞得港、苏伊士、开罗、亚历山大设立经济特区；国外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工业、农业、矿产、建筑、能源、交通、旅游和金融部门，获得批准的投资项目可以在最初五年内享受免税待遇，五年后继续享有三年期限的优惠政策，进口设备和原料免征关税；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的投资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所投入的资本不得被政府以法律程序罚没或查封。从1974年至1982年，埃及政府批准私人投资项目1270个，投资金额50亿埃镑，其中埃及人投资项目占61%，其他阿拉伯国家投资项目占23%，欧美国家投资项目占9%。[27] 在推动政治开放和经济开放的同时，萨达特也大幅调整了纳赛尔的外交路线。在其任内，由于苏联不断加大对埃及内政的干涉，埃苏关系迅速恶化，埃及对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报复行动，首先于1972年驱逐了两万余名苏联专家，随后在1976年废除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1981年又驱逐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两国关系接近破裂边缘。[28] 与之相应，埃及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和对以色列媾和使其与伊斯兰势力渐生嫌隙，特别是招致极端伊斯兰组织的强烈愤恨。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遇刺身亡，副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被人民议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同年10月13日，穆巴拉克当选为埃及总统。在穆巴拉克执政的后期，其对埃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定位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2007年，埃及颁布新的宪法修正案，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以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订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民主国家”。[29] 这一改变标志着埃及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放弃了社会主义，至此埃及官方从形式上到实质上都已放弃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
长期以来，左翼政党虽然受到威权政体以及执政党的限制打压，但一直是埃及政治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力量。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造成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埃及的左翼力量同样受到严重冲击，部分埃及左翼政党改变政策纲领，放弃社会主义主张，但主要左翼政党大多仍坚持社会主义路线。“1·25革命”后，由于穆巴拉克威权模式的解体，埃及政党活动进一步活跃，左翼政党也进入新的转型期。对埃及左翼政党来说，后穆巴拉克时代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大于机遇的总体态势，面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如何扩大政治影响力、避免被边缘化，进而促进埃及政治社会的良性发展，已成为左翼政党开展活动的主要目标。
（一）左翼政党整合分化频率加剧
左翼政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活动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党分化整合频率增加。如在2011年4月，埃及社会主义党、大众民主联盟、民主工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共产党等5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共同组建“社会主义力量联盟”，以通过这个新平台进行联合斗争。同年6月，自由与正义党和华夫脱党发起组建“民主联盟”，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al.Tagammu）、阿拉伯社会党、民主一代党等左翼政党也加入了该联盟，但集团党其后退出并组建“埃及联盟”。在政党联合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些左翼政党因为领导集团出现理念分歧进而发生分裂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如在2011年春，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中的“变革运动”和73名中央委员为了抗议党的领导人赛义德专断行事的作风，宣布脱党并组建新政党。同年10月，集团党中央委员再次就罢免党主席举行投票。频繁的党内分裂活动大幅削弱了集团党的影响力。总的来看，左翼政党频繁的整合分化虽然反映出参政的热情与活力，但并没有增强其在埃及政局中的政治地位。
（二）左翼政党重视加强与国际政党的交流合作
近年来，埃及主要左翼政党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和学习其他政党的先进治理经验，较为重视与国外友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如2011年“阿拉伯左翼论坛”（the Arab Left Forum）在黎巴嫩共产党的推动下成立后，埃及主要左翼政党积极参加论坛活动，就国际形势、巴勒斯坦解放、反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等议题与中东各国的左翼政党进行广泛交流。[30] 2016年，包括埃及共产党、集团党、人民潮流在内的阿拉伯左翼政党考察团访华并参加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万寿论坛”，考察团成员就阿拉伯地区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开展了主题对话。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德里（Salah Adli）在会上指出，中东左翼政党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但阿拉伯乱局增加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阿拉伯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仍然任重道远。[31] 2017年，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艾哈迈德·沙阿班（Ahmed Shaaban）应邀访华，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并体验了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会，沙阿班回国后与其他左翼政党召开研讨会，介绍并探讨了其在华访问期间的交流成果。国际交流合作增强了埃及左翼政党与各国进步政党之间的了解和联系，同时也让埃及左翼政党获得了学习友党先进理论、经验的机会，对埃及左翼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治水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左翼政党生存空间受执政党和政治伊斯兰的双重挤压
在中东格局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埃及左翼政党虽然努力拓展活动空间，但在执政党和政治伊斯兰的巨大压力下，生存状态一直较为恶劣，难以实质性扩大影响力。在埃及政治格局中，提倡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左翼政党与政治伊斯兰势力具有根本性理念分歧，二者虽在反对威权政府上有一定共识和合作，但斗争关系仍居于主流。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以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实力大幅增长，左翼政党虽然坚持与其斗争，但仍难以阻止其影响的扩大。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所支持的自由与正义党（FJP）主席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埃及总统，成为埃及首任民选总统，左翼参选人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落败。穆尔西执政后，主要左翼政党继续坚持不合作策略，不断对穆尔西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进行抨击。2012年11月，左翼政党联合部分中右翼政党组成埃及民族解放阵线，与穆尔西政府的激烈斗争加剧了埃及动荡局势，这为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32]
2013年7月，以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为首的埃及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穆尔西政府，并成立过渡政府。埃及左翼政党对此次军事政变普遍表达了支持态度，认为政变是对人民反对政治伊斯兰的回应。但在塞西于2014年当选为总统后，打击一切反对力量成为其巩固权力的主要手段，不仅穆斯林兄弟会遭到严厉镇压，很多左翼政党和左派反对人士同样成为被打击的对象。针对塞西政府重塑威权政治的倾向，一些左翼政党开始对其进行有限度的批评，并组织联合力量试图对其进行制约。2017年，为了对塞西政府进行反制，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尊严党（al.Karama）等自由派世俗政党组成民间民主运动组织（the Civil Democratic Movement），包括原左翼总统竞选人哈姆丁·萨巴希在内的150余名政治人物成为该反对派联盟的成员。[33] 民间民主运动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对塞西政府的不当施政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则积极号召和组织民众反对塞西的扩权行为。针对该组织的活动，塞西政府采用了法律、行政等一系列手段予以限制和打击，如在2018年2月，包括哈姆丁·萨巴希在内的13名民间民主运动领导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指控。尽管以民间民主运动为代表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具有一定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但凭借军队的有力支持和较为突出的政绩，塞西仍是后穆巴拉克时代权力最为稳固的埃及领导人。在塞西政府对埃及社会的全面控制下，反对派力量目前难以对其统治构成实质威胁，左翼力量也难以摆脱“夹缝中生存”的处境。
目前埃及左翼政党所处的困难局面，是国际和地区大环境、埃及社会形势和左翼政党自身存在问题共同影响下的结果。就国际和地区大环境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后陷入低潮，“阿拉伯之春”大动荡又导致政治伊斯兰和宗教激进主义强势崛起，中东左翼政党的社会支持力量不断流失，埃及左翼政党难以独善其身；就埃及国内局势看，塞西政府依靠军队实现对埃及社会的强效控制，左翼政党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管，难以作为反对力量对执政党进行有效制衡；而就埃及左翼阵营自身看，主要政党虽有很高的参政热情，但往往难以提出切合埃及现实国情、对民众具有吸引力的施政纲领，严重缺乏政治动员能力，一些左翼政党为了提升影响，采取现实主义做法，回避对塞西政府的批判，以换取政府对左翼政党参政的有限支持，这种做法导致左翼政党缺乏独立和批判精神，反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群众基础。面对高度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如何从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将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埃及具体国情有效结合，探寻左翼力量的生存、发展和联合之路，已成为当代埃及左翼政党的重要任务。
作者：刘林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注释：
[1]刘昌鑫：《埃及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2]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3]“华夫脱”为阿拉伯语“代表团”的音译，初为柴鲁尔等进步人士在1918年建立的社会团体，该团体旨在向英国政府反映埃及人民的诉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代表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要政党。[14]王泽壮、郗慧：《十月革命对埃及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5]杨光、王正、张宏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6]赵希：《阿弗拉克与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比较》，《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2期。[7]贺鉴：《北非阿拉伯国家宪法变迁与政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8]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6页。[9]Derek Hopwood，Egypt：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1984，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5，p.91.[10]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11]李艳枝：《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12]Maye Kassem，Egyptian Politics：The Dyan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Boulder and London，2004，p.82.[13]韩志斌等：《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209页。[14]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5]刘志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三农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16]哈全安：《埃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17]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18]Rami Ginat，Egypt.s Incomplete Revolution，London：Frank Cass & Co.，p.37.[19]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20]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21]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22]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页。[23]哈全安：《埃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159页。[24]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25]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26]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27]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357页。[28]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273页。[29]贺鉴：《北非阿拉伯国家宪法变迁与政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30]余维海、胡延睿：《阿拉伯左翼政党联合新趋势——“阿拉伯左翼论坛”发展概况及评述》，《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31]曹倩：《阿拉伯地区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与前景——阿拉伯左翼政党考察团谈自身发展及左翼合作》，《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32]易小明：《转型时期的埃及左翼政党：2011—2014》，《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33]“Egypt.s opposition destroyed under Sisi”，28th September，2019，https://www.bignewsnetwork.com/news/262559343/egypts-opposition-destroyed-under-sis.